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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价值哲学研究:问题与出路

作者:shonly   发布于 2019-11-18   阅读( )  

  :改革开放40年来,价值问题的讨论与中国价值哲学的构建,成为国内哲学研究的热点;同时也面临诸多理论困境,当前亟待探寻价值哲学新的发展路径。国内价值哲学非常关注价值本质的研究,提出了价值关系说,把价值界定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研究价值本质不可避免地受存在论思维方式的影响,表现出理论哲学的特征。实际上,“价值”是一个评价用语,虽然有涵义,但没有指称,即不指向任何现实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物,因此探讨“价值是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价值哲学应该着重研究“什么有价值”,尤其是价值评价的根据和价值选择的优先次序,这些问题与人的自觉行动有密切的联系。换言之,价值哲学属于实践哲学,主要研究人们在行动中遇到的价值问题。作为实践哲学的价值哲学通过对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的研究,能够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体价值提供一般的理论基础。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的反思性研究”(14JJD720009)的阶段性成果。

  笼统地说,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哲学主要探讨思想领域的问题,比如心灵如何认识心灵之外的现实,根据什么确定人的身份同一性,等等;实践哲学主要探讨行动中提出的问题,比如人应该做什么,社会应该如何公平分配公共资源,等等。按照这种划分方法,本体论和认识论属于理论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则属于实践哲学。价值哲学与道德哲学有亲缘关系,只是比道德哲学更宽泛一些,它不仅研究道德价值,也研究其他价值。价值哲学从总体上对善恶和价值作一般性研究,其目的不只是对善恶和价值现象获得一些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区别善恶和评价价值,为人们的行动指出追求的方向。价值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来自于行动,其得出的研究结果将运用于行动,因此价值哲学也属于实践哲学。

  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价值问题的讨论成为国内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40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国内的价值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以价值关系说为标志的价值理论体系。国内价值哲学的研究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试图揭示价值的本质,对多样的价值现象作出一般的概括。这样的研究注重理论建构,更多地体现了哲学的思辨特点。对价值现象作理论分析毫无疑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把价值问题当作单纯的理论问题却忽视了价值哲学应有的实践特征。经过一段时期的快速发展之后,国内的价值哲学研究陷入相对停滞状态,除了对社会价值观作一些考察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大的理论进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固步于理论领域而不探索实践中的价值问题。换言之,中国价值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应该重视对评价、选择、规范等与行动密切相关的价值问题的研究,如此才符合价值哲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的定位。

  价值哲学的首要概念是“价值”,弄清“价值”一词的涵义是一切研究的起点。然而“价值”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它有多种用法和涵义。由于研究者们对价值本质的看法不同,导致对价值概念理解的分歧,进而形成不同的价值理论。方迪启说:“如果有人想要将众多的价值学问题化约成单一的论题,那么价值本质的问题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从开始就相对立的两种理论——主观论和客观论,至今天仍有明显的歧异。”①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中一直有客观论(实在论)与主观论(唯名论)的争论,这个争论出现在价值哲学中就成为价值客观论与价值主观论的争论。价值客观论与价值主观论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如果承认价值是某种真实存在的东西,那么是价值客观论;否则就是价值主观论。具体而言,价值客观论认为价值是客观的,不依赖任何人的意识而存在;而价值主观论认为价值是主观的,是人的情感、欲望、观念的产物。

  价值客观论把价值当作某种客观实在的东西。然而,价值究竟是什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最具代表性的是价值实体说和价值属性说。价值实体说认为,价值是一种无法在经验中把握而只能在思想中认识的实在。例如,柏拉图提出“善”是理念,哈特曼肯定“价值”是本质。因为理念或本质被看作比现象更为真实而永恒的存在,所以善或价值也就被视为客观的、绝对的实在。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将世界划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认为价值不在事实世界,而在价值世界。价值世界是在事实世界之外的世界,其中的事物不能被感知,只能被心灵直接思考和认识。价值属性说则认为,价值是某些事物具有的性质。至于这种性质是什么,与其他性质有什么区别,持属性说的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刘易斯认为善或价值是事物引起人快乐或痛苦的自然性质,摩尔、罗斯等人则认为善或价值是凭借直觉能够把握的非自然性质。只要价值是附属于事物的性质,那么不管它是自然性质还是非自然性质,它都是客观的。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价值具有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性质,亚历山大称之为“第三性质”,方迪启把它叫作“完形性质”。把价值当作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性质,其实是否定了价值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性。

  国内价值哲学的主流观点是价值关系说,认为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或表述为客体符合主体尺度)的关系。至于价值是这种关系本身还是这种关系的某个方面或某种性质,则存在一些微小的分歧。李连科最早提出,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②李德顺认为,价值是客体符合主体尺度的关系的质态。③还有一些观点把价值定位为客体对主体的作用,例如,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效用、意义,价值是客体作用于主体产生的效应,等等。虽然“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比“客体满足主体需要”所涵盖范围更广,但在国内价值哲学的研究中几乎都把客体对主体的作用限定为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根据用法的不同,“需要”可以包含不同的内容:把它限定为实际需求则只包含人在生存过程中的必要需求;把它放宽为人的一切要求则不仅包括实际需求,还包括无穷无尽的欲望。“满足需要本身是否必定有价值”的争论就是由于对需要的界定不同而产生的,只有把它界定为实际需求,才能说凡是满足需要的都是好的、有价值的;否则,面对满足某些欲望给人带来不良后果的现实,人们就会怀疑这个说法的合理性。大多数研究者都把客体所满足的需要限定为人的实际需求,而把主观欲望排除在需要的领域之外。在这一点上,国内价值哲学与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对需要的理解有所区别: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把欲求的满足(即效用)作为决定消费和决策的依据,而不区分其中哪些是主观的欲望、哪些是客观的需求;国内价值哲学则是只把客观的需求作为衡量价值的根据,而不太考虑人们在消费和决策中往往都是为了满足主观欲望而行动这一事实。把需要限定为实际需求有一个好处,这样做可以保证价值是客观的;而把满足主观欲望也作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一部分,则会破坏价值的客观性。正是借助于对需要的限定,价值关系说才成为价值客观论。

  价值客观论受到的挑战来自于价值主观论。价值主观论认为价值并不存在,那不过是人的情感、欲望或观念的产物。否定价值存在的观点也叫作价值唯名论。唯名论否认所谓共相、理念、本质、类等一般事物的存在,只承认个别的具体事物的存在。在它看来,一般的东西是从个别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按此观点,一方面,价值实体说所主张的价值实体是不存在的,因为作为价值的超验实体只是所谓的理念或本质,不是具体的事物。另一方面,价值属性说更是值得商榷,因为把价值当作只能凭直觉把握的非自然性质具有神秘性,同样可以认为它是想象出来的、实际上不存在的性质;把价值视为可经验的自然性质,则面临如何确定这种性质的困难,因为在事物上可以找到其他各种自然性质,唯独找不到所谓有用性、善性、重要性或其他被视为价值的自然性质。面对价值主观论的挑战,在说明“价值”的客观实在性这一点上,价值关系说比价值实体说和价值属性说更优越一些。当人利用事物时,事物满足人的需要的关系确实是存在的,这可以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来验证。但是问题在于,为何事物满足人的需要的关系叫作价值,而一个物体改变另一个物体的关系就不叫作价值?尽管价值关系说给人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并把事物满足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的需要的关系界定为价值,但其中仍包含不能完全归结为客观实在的东西。

  价值问题本来是在与行动相关的评价和选择中凸显出来的。问题在于,探究“价值是否存在”的必要性何在?难道价值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不能评价和选择事物吗?笔者认为,探究“价值是否存在”是受了存在论思维方式的影响。存在论思维方式总是追问所谈论事物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当“价值”作为一个词语出现时,存在论思维方式就引导人们去探索价值是什么。人们经常说这个事物有价值、那个事物没有价值,这种说法本身就体现着存在论的思维方式。对于自然世界的事物来说,探讨它是什么、如何存在是合理的,但对于“价值”却不大适合。例如,与“价值”相类似的是“意义”概念,探索语言意义的存在也会使人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在反思“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时指出,“我们在这里涉及哲学混乱的重要根源之一:一个名词促使我们去寻找一个与它相对应的事物”④。当人们说一个句子有意义时,似乎暗示这个句子里隐藏着意义,577777开奖现场直播四肖其实在句子中根本找不到固定不变的意义。人们在用“有价值”表述事物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即误以为价值是存在于事物或关系中的某种东西。实际上,“价值”是一个评价用语,对它进行语言分析可以发现,它有三种主要的涵义——有用、好坏、重要,但是没有指称——既不指向现实存在的事物,也不指向可能存在的事物。⑤对于一个没有指称的评价用语,争论它是什么或者它如何存在,这完全是走错了方向。价值哲学研究“价值是什么”是没有意义的,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个虚假问题,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价值哲学不必研究“价值是什么”,但必须研究“什么有价值”。“什么有价值”,从表述形式来看似乎是事实问题,但从实际内容来说是真正的价值问题。断定某个事物有价值,不是描述这个事物具有所谓“价值”这样一种东西,而是对这个事物好坏的评价。如果对事物作出好坏的评价,那么就说这个事物有价值,其中评价为好的事物有正价值,评价为坏的事物有负价值;如果对事物既不评价其为好也不评价其为坏,那么就说这个事物没有价值。在这里“有价值”发挥评价用语的作用,与“有重量”“有体积”等描述用语的作用完全不同。诚然,以“有价值”的形式表达对事物的评价容易误导人,似乎描述的是事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种附属物;如果把“有价值”转换为“好”,就容易理解这种判断不是对事物的描述,而是对事物的评价。

  评价事物有没有价值,与描述事物有没有某种性质或人与事物是否构成某种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判断形式。描述事物有某种性质或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不等于评价事物有价值。描述事物只是揭示事实,说明事物是什么样子、人与事物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而评价事物则是对事物作出积极的肯定,表达人对事物的态度。描述事物满足人的需要与描述物体之间的作用没有什么两样,描述物体之间的作用不代表对物体的评价;同样,描述事物满足人的需要也不代表对事物的评价。在“描述事物满足人的需要”和“评价事物有价值”之间存在一条界线,即阻隔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鸿沟。要跨越这个界线就要设定一个价值标准——满足人的需要的事物是好的、有价值的。这个价值标准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判断,没有这个价值判断就无法从对事物的描述过渡到对事物的评价。由此可见,直接把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界定为价值,在存在论意义上犯了“把不存在的东西作为某种存在物来看”的错误,在评价论意义上则犯了“把评价标准与评价结果相混淆”的错误。

  对事物的评价没有真假之别,但有对错之分,有些评价是正确的,有些评价则是错误的。比如,评价食物对人有价值是正确的,因为人吃了食物可以维持生命和健康;但评价毒药对人有价值是错误的,因为人吃了毒药会导致疾病和死亡。但是,就像对认识的研究深受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困扰一样,对评价的研究受到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挑战。价值相对主义认为,事物有没有价值完全由人的喜好所决定,而人的喜好是易变的,于是对事物价值的评价就是相对的;价值虚无主义则更加极端,它断言评价事物有没有价值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什么事物是值得追求的。价值评价中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往往以价值主观论为前提,如果把评价价值的尺度归结为人的情感、欲望、观念等主观的东西,那么得出“价值飘忽不定甚至完全虚无”的结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认识论中,哲学家为了捍卫真理的确定性,对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作出了多层面的反击;同样,在价值哲学中,为了维护价值评价的可靠性,就要有力地回应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挑战。在现代文化中,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有很强的势力,正在侵蚀经过几千年才构建起来的人类文化大厦的基础。回应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不仅是价值哲学在理论上的要求,更是人类文化建设在实践上的要求。

  要有效地回应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挑战,就必须为价值评价的合法性和正确性提供可靠的依据。人的情感、欲望、观念经常被用来作为评价事物有无价值的尺度,但是这些主观尺度并不能成为价值评价的可靠依据。价值实体说和价值属性说把价值当作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试图以价值的客观性来保证价值评价的正确性和绝对性;然而,由于把价值当作实体和属性经不起推敲,因此并不能保证价值评价的正确性和绝对性。价值关系说把价值当作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当“关系本身就是价值”这一点被否定时,关系的客观性也不能保证对事物评价的正确性和绝对性。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事物有价值”的评价是对“客体满足主体需要”这一事实的反映。这种说法未注意到评价与描述的区别,而且仍以“价值是客观事实”为默认前提。实际上,持价值关系说的学者普遍接受“需要是价值尺度”的说法,也就是把满足人的需要作为评价事物有价值的根据。我们看到,在把需要限定为实际需求的情况下,这个评价尺度是相对可靠的,可以对事物的价值作出比较稳定的评价。当然,人的需要会发生变化,以需要为尺度衡量事物的价值,会得出事物有时对人有价值、有时对人没有价值的结论。在不同的条件下对事物有不同的评价是正常的,这与价值相对主义所主张的“评价毫无确定性”是完全不同的。应该说,把实际需求与主观欲望加以区别,排除主观欲望,只以实际需求为衡量价值的尺度,这是国内价值哲学在评价问题上的一个创新。

  在某种意义上,以需要为尺度确实可以对外在事物的价值作出合理的评价:满足需要的事物是好的、有正价值;阻碍需要满足的事物是坏的、有负价值;与满足需要无关的事物则无所谓好坏、没有价值。介入这样评价的事物都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即作为手段)的事物,食物、衣服、住房、工具以及各种维持人类生存的事物都是这样的外在事物,对于这些事物可以按其是否满足人的需要加以评价。但是,进入人类评价体系的事物不只是作为手段的事物,还有作为目的的事物。这里的“目的”指的是借助手段来实现的事物(包括但不限于自觉意识到的目标事物)。人自身及其存在状态就是这样的目的事物。也就是说,人自身及其存在状态不是被作为手段利用的事物,而是把外在事物作为手段用来维持和实现的目的。比如生命、健康、快乐是人自身的存在状态,食物、衣服、住房、工具等外在事物用来维持这些内在的存在状态,这些存在状态就是人的生存活动的目的。人利用外在事物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所谓“满足需要”实际上就是维持人自身的存在状态。那些用于满足需要的事物都有手段价值,通过满足需要而维持的存在状态则具有目的价值。把需要作为尺度只能衡量外在事物的手段价值,不能衡量人自身存在状态的目的价值。从这一点来看,“需要”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有局限性,仅适合衡量外在事物的手段价值,要衡量目的价值就必须寻找比“需要”更根本的尺度。

  国内价值哲学从人的角度评价价值,体现“人是事物价值的尺度”的观点。当某个事物作为衡量其他事物的尺度时,这个事物必须有与所要衡量事物一致的特性。比如,尺子有一定的长度,所以能够用来测量物体的长度;砝码有一定的重量,所以能够用来称量物体的重量。同样的道理,人要作为衡量事物价值的尺度,自身必须有价值。据此有学者提出,人有价值是事物有价值的前提⑥,“人是元价值”⑦。在衡量事物价值之前先确定人自身的价值,这其实是在手段价值之上追问目的价值。人自身的价值指的是人的目的价值,这种价值不同于人为他人和社会作贡献而具有的手段价值。人的目的价值,可被笼统地理解为人本身的重要性,还可被更具体地把握为人的存在状态的好坏。人的存在有多个层次的两极对立状态,如生命和死亡、健康和疾病、快乐和痛苦等。对这些两极存在状态可以区分并评价为好的存在状态和坏的存在状态,其中生命、健康、快乐等肯定性存在状态是好的存在状态,与之相反的死亡、疾病、痛苦等否定性存在状态是坏的存在状态。人的存在状态的好坏就如同人这个价值尺度的刻度,当某个事物维持人的好的存在状态时就可以评价这个事物是好的,而导致人的坏的存在状态时就可以评价这个事物是坏的。

  探寻评价事物价值的初始根据,最终可以找到人的好坏存在状态这个尺度。人的存在状态不是外在的手段而是内在的目的,其好坏就是目的价值。当目的价值得到确立时,手段价值也就有了前提和根据:如果某个事物作为手段能够实现好的目的,那么就可以评价这个事物是好的、有正价值;而导致坏的结果时,则评价这个事物是坏的、有负价值。现在的问题是,在两极对立的存在状态中何以评价其中一种状态是好的,另一种状态是坏的?理由不在于别处,就在于人的本性及其自然倾向之中。人是一个能够自主活动的生命体,天生具有维持生命而逃避死亡、保持健康而远离疾病、追求快乐而厌弃痛苦等本性和自然倾向。人的自然倾向是基于人的本性的自然选择,该自然选择可以成为我们用来区分好坏的依据,即人自然追求的存在状态是好的,自然逃避的存在状态是坏的。以人的本性及其自然倾向作为评价好坏的根据,可以免于受到主观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且据此作出的评价和选择能够与人的本能行动保持一致。

  价值哲学除了寻找和确立可靠的价值尺度之外,还要探究和解决价值评价所涉及的其他问题。首先要厘清评价与描述的差别,把握评价作为一种认识方式的独特性。其次要透彻分析表达评价的语句——价值命题,将其与事实命题相比较,探讨两种命题之间能否相互推理的问题。最后要深入探讨价值命题的对错及其论证方法。如何评价事物的价值初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一旦深入下去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问题。只有对相关的所有问题都作出充分研究之后,才能合理地断言价值评价是正确的、绝对的,以此有力地回应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挑战。

  价值选择问题是价值评价问题的后续问题。判断一个事物有没有价值属于评价范畴,而判断“在多个有价值的事物中如何取舍”属于选择范畴。选择价值可以看作对“什么更有价值”的回答,而“什么更有价值”是“什么有价值”的进阶问题。在选择价值时仅判断各个事物有没有价值并不够,还要比较各个事物价值的相对大小,然后根据价值的大小确定并选取其中价值更大的事物。对于具有同类价值的事物,可以按其满足需要的程度为其价值赋值,满足需要的程度越高其价值就越大,满足需要的程度越低其价值就越小,毫不满足需要则价值为零,而造成需要的更大不满足则价值为负数。然而,由于“满足需要”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要按事物满足需要的程度赋值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根据维持存在状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来计算价值量则在理论上较为明晰,尽管这样计算价值也只有理论的意义。我们可以把事物维持人的存在状态的强度与持续时间的乘积作为这个事物的价值量。事物维持人的存在状态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也符合效用递减规律,可以按其边际效用更精确地计算总的价值量。比较同类价值的大小还算简单,困难是如何确定不同种类价值的相对大小。比如一个事物给人带来健康,另一个事物给人带来快乐,这两个事物的价值哪个更大?对于不同种类的价值只能按优先次序比较大小,优先地位较高的价值比优先地位较低的价值更大。价值的优先次序要按价值的基础地位来排列,越处于基础地位的价值越优先,比如健康比快乐更基础,健康的价值优先于快乐的价值,于是给人带来健康的事物比给人带来快乐的事物有更大的价值。确定了各个事物的价值之后就可以按最大化原则选择价值。当一个事物的价值比另一个事物的价值更大时,这个价值较大的事物就是更值得选择的事物。

  “什么有价值”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对事物价值的积极评价以及对价值较大事物的选择,都会引起人们追求价值的现实行动。回答“什么有价值”的问题,不仅可以解决人们在思想上的困惑,分清生活中有价值的事物和无价值的事物,更重要的是能够给人们的行动指出方向,将那些评价为有价值的事物确定为在行动中所要追求的事物。对于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可以将它“悬置”起来,对它采取存而不论的超然态度;可是对于一个现实的实践问题则必须给予明确的回答,若不回答就无法进行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在“价值是什么”和“什么有价值”这两个问题中,前一个问题是虚假问题,应该将它抛弃掉;后一个问题则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应该对其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价值哲学研究一般性的价值问题,为评价事物的价值建立共同的标准,为选择有价值的事物提供基本的原则。各门人文社会科学都涉及对事物价值的评价和选择,但每门人文社会科学往往只关注其研究范围内的一些特定事物的价值。例如,经济学关注财富的价值,特别是金钱、产品等物的价值;政治学关注社会制度的价值,以及由社会制度保障的人的地位、权利的价值。价值哲学并不专门研究具体事物的价值,但可以把它对评价和选择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对这些具体事物的评价和选择上。从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来说,价值哲学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具有基础地位。

  价值哲学与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有密切的联系,三者都研究评价和选择问题,但是三者选取的角度不同:价值哲学研究从—个人的角度如何评价和选择价值,道德哲学研究在两个人之间如何评价和选择价值,政治哲学则研究在多人之间如何评价和选择价值。三者分别从三个角度研究评价和选择问题,构成了互济互补的关系。

  价值哲学研究评价和选择有特定的角度,即研究从一个人的角度如何评价和选择价值。在价值哲学中评价一个事物有价值,都是针对特定的个体来说的。笼统地评价事物有价值,而不明确究竟是对谁有价值,往往会遇到不够周全的情况。特别是在人与人相互对立的关系中,事物对一个人有正价值则会对另一个人有负价值,不区分价值主体而笼统地断言这个事物有正价值、负价值或无价值都是不准确的。选择价值也是同样的情况,只有根据特定个体的实际状况才能选定对其有真正价值的事物。价值哲学默认以个体作为评价和选择价值的主体,把价值视为对特定个体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某些事物对许多人都有价值,比如一个公园对于所有到这个公园游览的人都有价值。一个事物对许多人都有价值,其实就是对这些人中的每个人有价值,最终也是从个体角度评价事物的价值。所谓群体和社会的公共价值也只能是对群体和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价值,不会出现对群体和社会有价值却对其中的个体没有价值的情况。各种复杂的评价和选择都可以分解为从一个又一个人的角度对事物所作的评价和选择,正如物理学揭示了一个物体在外力作用下运动的规律,就可以用这样的规律去解释其他更复杂的多个物体一同运动的情况。

  道德哲学研究价值问题的角度不同于价值哲学,它研究在两个人之间如何评价和选择价值,即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应该如何做的问题。人在评价和选择中面对一个人与面对一个物有很大的区别,把物作为手段是完全合理的,但把他人作为手段是否合理则是有争议的。道德哲学专门探讨两个人之间应有什么样的伦理关系,面对他人行动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伦理规范。在两个人之间如何评价和选择价值是道德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不属于价值哲学的内容。道德哲学以价值哲学从一个人的角度评价和选择价值的理论为基础,但它还要从其他地方援引两个人之间评价和选择价值的规范。

  政治哲学研究多人之间的评价和选择问题,即在共同体中给各个成员分配价值的问题。什么事物对个体有价值,这是价值哲学所回答的问题;而以什么制度把公共的价值分配给共同体成员,是政治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例如,“电车困境”就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价值哲学已经回答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都有重要的价值,至于是否应该以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来挽救多数人的生命,则是要求政治哲学回答的问题。分配价值要依据一定的原则,比如正义原则,这样的原则不是价值哲学所能提供的,政治哲学必须另行确立用以分配价值的原则。

  人文社会科学都以改变或调整社会现实为使命,因而都是以实践为指向的学科。价值哲学的任务正是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价值理论基础,通过这些学科对社会实践产生影响从而体现其实践哲学的特性。

  ①方迪启:《价值是什么?——价值学导论》,黄藿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4页。

  ②李连科认为,“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的关系”。参见李连科:《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第55页。

  ③李德顺认为,“价值关系,是一种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主客体关系;价值,则是指这种关系所特有的质态,即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参见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79页。

  ④《维特根斯坦全集》第6卷,涂纪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3页。

  ⑤参见兰久富:《用语言分析方法澄清价值概念》,《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96-102页。

  ⑥赖金良认为,“人要能够衡量物有无价值,他自身就必须有价值,就像衡量长短者自身必有长短、衡量轻重者自身必有轻重一样。如果人作为价值主体没有价值,他又如何能够衡量和判定作为价值客体的物有无价值呢?”参见赖金良:《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的方法论特点及其缺陷》,《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58页。

  ⑦韩东屏认为,“人作为元价值,通过对象性活动即实践,会将那些能满足自身需求的对象称为‘好’;会将那些悖逆自身需求或危害自身的对象称为‘坏’,因人满足需求的目的是为了人本身,所以危害人自身的对象更要称为‘坏’;还会将那些与自身需求无涉的对象称为‘非好非坏’或‘不好不坏’”。参见韩东屏:《人是元价值——人本价值哲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第50页。